作为一个译者，能够翻译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的确是一件值得高兴和自豪的事情，而有幸与作家本人相识，并且保持多年联系，更是一种令人珍惜和难以忘怀的经历。
记得最初和格拉斯建立联系还是在一九八七年，当时北京出版的《世界文学》杂志拟定当年重点介绍六位世界一流的作家，每一期杂志出一个作家专辑，他们是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MarioVargasLlosa），苏联作家安·沃兹涅先斯基（AndrejWosnessenskij），意大利作家意·卡尔维诺（ItaloCalvi?no），保加利亚作家安·古利亚什基（A．Guliashky），美国作家弗·纳博科夫（VladimirNabekov）和联邦德国的君特·格拉斯（GunterGrass）。格拉斯作为战后最著名的两位德国作家之一（另一位是一九七二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因里希·伯尔），当时在中国虽然已经名气很大，尤其是由德国著名导演福尔克·施隆多尔夫根据小说改编并且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故事片奖的影片《铁皮鼓》在我国部分单位内部放映，引起知识界的较大反响，但是作为作家，格拉斯的作品除了一两个短篇小说和从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比目鱼》中选译刊登了几千字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作品被译成中文，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最重要的恐怕有以下两点：首先，格拉斯的作品素以艰深难懂著称，大量使用方言和俚语，历史背景比较复杂，因此理解和翻译的难度很大；其次，他的作品，尤其是早期的《铁皮鼓》和《猫与鼠》，内容较多涉及到性，在很长时间里，在德国和西方的一些国家，格拉斯也曾经因为书中过多的性描写而被烙上“色情作家”的印记，一九五九年德国不来梅市政府恰恰就是因此而阻挠《铁皮鼓》获得已经由一个独立的评委会决定授予的不来梅文学奖，当时一些人还公开焚烧了格拉斯的作品，《猫与鼠》出版之后被指责有“淫乱”和“色情”的描写，最后作家和批评者只好对簿公堂，法院作出裁决禁止批评者继续发表有损格拉斯名誉的言论，一九六五年当格拉斯获得德国最高文学奖——毕希纳奖时，也曾有人打出“将一万马克奖给艺术还是色情”的横幅在颁奖的德国语言与文学科学院外面表示抗议。因此，格拉斯的作品只有在我国改革开放进行了相当一段时间之后才可能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也就不难理解了。
当时，《世界文学》根据刊物的篇幅选定了格拉斯的大约十二万字的中篇小说《猫与鼠》，并在一九八七年初向外界发布了六个作家专辑的主要内容。编辑部先后约请了几位知名的德语翻译家，但却都因各种原因未能落实，一拖就到了年中，再确定不了译者，恐怕就连本年度最后一期都赶不上发稿了。《世界文学》当时的主编高莽和副主编李文俊等领导经过慎重考虑，大胆地选择我和友人石沿之这两个初出茅庐的翻译新手合作完成此任。我们俩临“危”授命，诚惶诚恐，经过三个多月的通力合作，终于按期完成了这项对我们来说很不容易的任务。“格拉斯专辑”终于在一九八七年第六期《世界文学》上与读者见面，这是第一次用中文以较大篇幅对格拉斯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除了《猫与鼠》这篇小说之外，同时还发表了格拉斯论文学、格拉斯访问记、格拉斯小传、格拉斯的绘画艺术以及中国学者的评论文章。当时，笔者正巧接待了联邦德国赴北京参加毕希纳学术讨论会的代表团，其中德国《当代戏剧》主编利什比特先生（HenningRischbieter）与格拉斯很熟悉，听说笔者正在翻译《猫与鼠》之后，表示要把这个消息转告给作家。笔者借机请他向格拉斯转交了一封信，请格拉斯给中国读者写几句话作为《猫与鼠》中译本的前言。不久，笔者收到格拉斯的回信，他写道：“在完成了第一部叙事性长篇小说《铁皮鼓》之后，我想写一本较为短小的书，即一部中篇小说。我之所以有意识地选择一种受到严格限制的体裁，是为了在接下去的一本书即长篇小说《狗年月》中重新遵循一项详尽的史诗般的计划。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长大的，根据自己的认识，我在《猫与鼠》里叙述了学校与军队之间的对立，意识形态和荒谬的英雄崇拜对学生的毒化。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反映出在集体的压力下一个孤独者的命运。我在撰写这部中篇小说时绝不可能料到，这个我自以为过于德国式的题材会在国外引起如此广泛的兴趣。早已改变了这种看法的我非常高兴，中国读者现在也有机会熟悉我的这个带来死神的猫与鼠的游戏了。”这封信以“格拉斯致本刊读者”为题发表在1987年第六期《世界文学》的最前面。
一九九九年三月底，笔者应出版格拉斯全部德文作品的STEIDL出版社之邀，来到哥廷根参加格拉斯的新作《我的世纪》一书的翻译研讨会。为了保证译者能够准确地将原著译成外文，格拉斯在二十年前就与他的出版社达成协议并且自《比目鱼》（1977）出版以来为每一本新著举办这种活动。在这三天里，格拉斯先生、格拉斯夫人乌特（UteGrass）、《我的世纪》一书责任编辑弗里林豪斯（HelmutFrielinghaus）、格拉斯的学术顾问和《格拉斯选集》（十六卷）的出版人诺伊豪斯（VolkerNeuhaus）、格拉斯全部著作出版事务负责人海尔梅斯（DanielaHermes）、《我的世纪》一书历史顾问米舍尔（OlafMischer），向来自丹麦、挪威、荷兰、芬兰、瑞典、西班牙、美国、伊朗、韩国、希腊、中国等十一个国家的十二位格拉斯作品的译者解答了翻译《我的世纪》可能会遇到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疑问。在举办翻译研讨会的时候，《我的世纪》这本书尚未出版，当时已经有十几个国家的出版社签定了出版外文版的合同，好几家甚至计划和德文原版同步出版，绝大多数译者也是由各国的出版社资助赴会的。译者们大约在二月初得到了一份打印的长条清样，许多译者都是据此翻译初稿，然后再按照最后一稿的校样进行校对。翻译研讨会的第一天，参加者得到一份作者在此期间又作过许多修改的长条清样。在研讨会上，作家甚至还对个别地方字斟句酌，然后又作了一些改动，他的慎重和认真的态度感动了每一个与会者。看见译者们在个别词句上犯愁的样子，他幽默地感慨道：“幸好我自己不当译者”，同时也坦诚地说：“我在写作时从来不考虑译者，因为那样将会使作品失去色彩。这种作者和译者的聚会就像是一种补偿。”对于一些非常具有德国地方特色的词句，作家鼓励大家“比较自由地翻译，选择各国的可以产生联想的词汇”，但是他在一些自己特有的语词的用法上则显得非常固执，甚至要求译者们做出选择：是愿意相信他还是相信《杜登词典》，在短暂的犹豫之后，大家都更愿意信赖这位作家，而不是那位语言学家，因为我们知道，伟大的作家和传世的文学名著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语言的发展，事实上，格拉斯早期作品中的一些独特用法已经被收入新版的德语词典或者成为人们约定俗成的用法。他结合书中涉及到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向我们介绍了许多他本人与这些人和事的鲜为人知的往事。他还多次朗读部分章节，七十多岁的老人朗读起来声音洪亮，抑扬顿挫，赢得了与会者的阵阵掌声。那些用方言朗读的章节，给译者们增加了许多感性认识。早年学过石刻的格拉斯自称曾经当过“石匠”，用专业术语向大家讲解了书中提到的玄武岩和斑岩的区别，这个采了几十年蘑菇的“蘑菇专家”对蘑菇品种了如指掌，讲起各种各样蘑菇真是眉飞色舞，令人大开眼界。每天，七十二岁高龄的作家从早上九点一直到下午五点，除了午餐和短暂的休息之外，一直和我们这十多个比他年轻许多的译者在一起。作为一位名气很大的作家，格拉斯丝毫也没有名人的派头，对译者们表现出的尊重的理解，让大家尤其是几位初次认识作家的译者颇为感慨。
这次聚会自然也受到德国媒体的关注。一九九九年三月三十日的《哥廷根日报》在头版版面提示栏目中以衬底粗体字《格拉斯——中文》提示读者阅读文艺版对这次活动的专题报道：“关于义和团起义，来自中国的蔡鸿君可以提供重要的细节，但是当君特·格拉斯在他最新的长篇小说《我的世纪》里写到Mousseauchocolat（法式巧克力甜点）、Pflumli（李子酒）、Kalbsgeschnetltes（切成小块的小牛肉）时，这位中国人则需要得到欧洲同行们的帮助。……每一位译者都必须克服不同的难题，欧洲的背景给来自韩国的金亨起带来了最大的困难……而正在将该书译成加泰隆语的皮拉尔·艾斯特里希则认为最困难的是各种不同的方言。”3－SAT电视台以及全德性的报刊《时代》周报、《焦点》周刊、《明星》周刊等都作了报道，因为格拉斯正巧坐在笔者和韩国译者金亨起先生之间、因此我们两个译者也非常荣幸地多次被登上了德国报刊。由高莽先生根据照片以传统中国画技法精心绘制的格拉斯肖像画挂在会议室的墙上，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吸引了不少译者在此前留影。
《我的世纪》这本书，从体裁上来说，很难将其准确归类，作者本人称之为“故事集”，从一九○○年到一九九九年每年一章，以“我”的口吻，或者通过当时的对话、书信、广播等形式，回顾或者记录了一百年来在德国发生过的或者与德国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似乎不太重要的事情，涉及政治、军事、科技、文化、体育各个领域，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向读者展现一幅二十世纪德国的全景图。作者在翻译研讨会上对译者们说：“《我的世纪》这本书是否对读者要求过高？普通的德国人会有许多地方读不懂。这本书促使老年人回忆，也让年轻人从历史中有所得到。我自己认为，这本书的前半部分是历史，后半部分是后果。这本书里有我自己的经历，也有对德国政治、历史、文化、技术、体育的直接或间接的思考。”的确，书中涉及到德国的许多历史人物和真实事件，其背景之复杂大大超出普通读者的知识范围，尤其是因为作者有意在文中隐去了很多当事人的名字，德文原著里又没有任何注释，因此就连很多德国读者也很难完全读懂，对于外国读者，尤其是非欧洲国家的读者，困难之大，可想而知。但是，由于每章篇幅很短，文体各异，个别年份整章从头到尾几乎就是一句话，如果按习惯做法在正文中加注释，势必破坏叙述的连贯性，所以作者多次重申反对外文版在正文中加注释。因此，欧美的一些外文版本干脆放弃注释，亚洲的一些译者在征得作者的同意之后，借助各种资料，根据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和各国的实际悄况，选择了在正文之后增加注释的做法，这样，读者可以先读完正文，然后再通过参考注释增加对作品的理解。
在对历史事件的选取和安排上，可以说，作者是煞费苦心的。他根据历史顾问米舍尔提供的资料，选择了他认为合适的历史事件并且加以仔细研究，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讲，“没有一页没有研究出处”，许多细节均以事实为据，不少人物还是作者本人熟悉的，即使在书中没有引用历史人物的原话，也都是根据他们的作品剪辑组合的。每章涉及的历史事件虽然发生在该章标明的年份，但是作者并没有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来叙述编排，而是根据历史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或提前或推后，或在一年里叙述前后相隔长达数十年的相似的事件，通过在叙述中提到的其他事件和有关人物，向读者作出提示，时间跨度虽然很大，但是在内容上却前后呼应，相互映衬，让历史自己“证明自己是反刍动物”，或者将一个历史时期分成几段，比如，通过瑞士某研究所的女工作人员在六十年代中期安排反战作家雷马克和美化战争的作家容格尔之间的一次见面，让这两个对战争持截然不同观点的作家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追述了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又让一个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战地记者回忆一九六二年二月的一次战友聚会，转述了这些前战地记者在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五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各自当年所在的战场上目睹的重要事件，六十年代后半期，大学生们从要求进行高校制度改革发展成为要求进行政治和社会变革，进而成为一次对联邦德国战后的文化思潮、政治制度、社会发展影响很大的政治运动，史称“大学生运动”，“六八年”成为这一运动的代名词，作者安排一个如今已经成为日耳曼语言文学教授的“激进的六八分子”，在时隔三十年后的一堂“风平浪静的讨论课”上，由讲课内容产生联想，反思了自己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八年期间的迷偶和转折，这三组由好几章叙述一个历史时期的编排在书中显得十分独特。
格拉斯的作品，从语言上来说，即使是对于那些以德语作为母语的人也是很难读懂的，不仅遣词造句独具一格，而且往往是一个句子套着一个句子，在《我的世纪》里有些篇章甚至全章就是一个从头到尾的连环套句，为了区别不同人物的身份和突出不同的时期，作者刻意选择了许多有时代特征的词汇和符合人物特点的语言，有些篇章则全部使用方言，个别单词即使是在词汇最全的德语词典里也查不到，幸好有作者本人的权威解释，否则真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读过格拉斯德文原著的人，可能都会注意到，他的许多作品的第一句话往往看似简单但却很难翻译，有几部作品甚至可以把这一句话当成是全书中提纲挈领的句子，据格拉斯的学术顾问诺伊豪斯教授介绍，格拉斯几乎总是在整个作品完成之后才决定这部作品的第一句话。
在埋头翻译期间，笔者很高兴地在一九九九年九月三十日十四点左右从曾经多年照管格拉斯作品外国版权的德国友人哈特博士（PetraHardt）打来的电话获悉，瑞典科学院在一个小时之前宣布将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颁奖的理由是，格拉斯“在语言和道德受到破坏的几十年”之后，为德国文学带来了新的开始，他在“清醒的黑暗的虚构故事中展示了历史遗忘的一面”，他的《铁皮鼓》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文学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瑞典科学院还称他的新作《我的世纪》是“按时间顺序伴随二十世纪的注释，并且对使人愚昧的狂热显示了一种独特的洞察力”。
■瑞典国王为格拉斯颁奖
